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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Scope: 清稗類鈔 |
| Condition : References 「顧炎武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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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經術類》
1  | 經學之分漢、宋，猶理學之分朱、陸也。其專宗漢學以抵程、朱之隙者，為毛奇齡、惠棟、戴震諸人。其義理宗程、朱，仍博稽漢、唐注疏者，為李光地、方苞、姚鼐諸人。自有明中葉，人皆敝精力於帖括，而根柢之學闕焉。國初，樸學之士始出，顧炎武、閻若璩開風氣之先，其後鉅儒踵接，元和惠氏、武進莊氏、高郵王氏、嘉定錢氏盛於吳中，婺源江氏、休寧戴氏繼起於宣、歙。由是漢學昌明，遠紹微言，兼通大義，千載沈霾，一朝復旦。極盛於乾隆，益精於嘉慶，遺經端緒，皆有條理。然江藩作《漢學師承記》，凡稍近宋學者皆擯之。阮元刻《皇清經解》千四百餘卷，而光地與苞之著述一字一收，蓋幾於分茅設蕝矣。一時風氣所趨，遂以搜殘舉碎為功，詆宋儒為空疏，肆力掊擊，抑又過矣。要知漢儒之訓詁，宋儒之義理，相須而行，闕一不可，其激而互有勝負者，皆末流之失也。 |
| 4 | 其論經學南派也，則曰崑山派有顧炎武，所著曰《亭林遺書》、《音學五書》、《日知錄》。徐乾學為炎武甥，所著為《讀禮通考》。潘耒為炎武弟子，刻《亭林遺書》。炎武之學，出於朱子，而實事求是，遂開東南漢學之先，論一代儒宗，當以炎武與元和惠周惕為不祧之祖。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退炎武與黃宗羲居於卷末，是誠所謂蚍蜉撼大樹者矣。 |
| 1 | 《春秋》三傳，自唐孔穎達作《左氏疏》，徐彥作《公羊疏》，楊士勛作《穀梁疏》以後，注《左》者代不乏人，惟宋之張洽、元之趙汸最為明晳，大抵詳書法而略紀載。近行林堯叟本，又泰半勦襲，絕少會心。當代鉅儒綜覽諸家，旁采眾籍，以廣杜預之所未備者，如顧炎武之《左傳杜解補正》，洪亮吉之《左傳詁》，梁履繩之《左通補釋》，其精確遠過於前人。至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書，研究者寡，幾成絕學。自孔廣森、劉逢祿、陳立諸人出，而後《公羊》有《通義》、《釋例》、《義疏》之作，自柳興恩、鍾文蒸諸人出，而後《穀梁》有《大義述》、《補注》之作。二傳大義，昭如日星，皆諸人之功也。 |
《鑑賞類三》
| 6 | 《鴛鴦碑》顧亭林《金石文字記》：「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，有唐岱嶽觀，土人稱為老君堂。其前有碑二，高八尺許，上施石蓋，合而束之。其字每面作四五層，每層文一首，或二首，皆唐時建醮造象之記。」《金石萃編》云：「此碑今俗稱《鴛鴦碑》，二石合為一，兩面兩側，共刻三十二段。」 |
| 2 | 「漢、唐以來石刻，有王字者，其碑幸存，亦多鑱毀，此金海陵之虐政也。顧亭林《金石文字記》云：「裴漼《少林寺碑》內王字俱鐫去。按《金史》海陵正隆二年二月，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，追取存亡告身，公私文書，但有王爵字者，皆立限毀抹，碑誌並發而毀之，此碑王宮、王言、夏王、有王等字，亦從而鐫去。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為無道，可勝歎哉！』此又碑之一小厄也。貞石之壽，遇傖父而不永，猶可言也。惟有明一代，如前所紀提學趙巖者，儼然學者師，蘇許公《朝覲壇頌》，梁昇卿八分書，在元宗《紀泰山銘》之側，朱竹垞云，明有俗吏，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，頌文毀去者半。以弇州尚書之言證之，所謂俗吏，迺閩人林㷆也。又北海麓山寺碑陰刻官屬銜名，每列姓名下，各繫以贊，武虛谷云，為妄庸人題字交午橫貫，以致損蝕不可第次。其大書橫勒者，則前明提學郭登庸也。宋真宗《登泰山謝天書述功德銘》，明鄞人俗吏汪坦大書題名於上，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。古刻遭此厄者非一，操刃者大抵皆科目中人，空腹高心，以衛道自命，遇二氏之碑，輒毀之。此又碑之一小厄也。《新唐書．武宗本紀》：『會昌五年八月壬午，大毀佛寺，復僧尼為民。』王圻《續通考》：『上惡僧尼耗螙，敕上都、東都各留二寺，天下節鎮各留一寺，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。』其時官吏奉行，至於碑幢銘贊之類，無不鑿毀，或坎地而瘞之。其見於石刻者，如魯公《八關齋報德記》，後有宋州刺史催倬《書石幢事》云：『會昌中詔大除佛寺，凡鎔塑象刻，堂閣室宇，焚滅銷破，一無遺餘，分遣御史覆視之。此州開元寺有顏魯公《八關齋會鐫記》大幢，刺史邑宰以可折，遂鏨鑿缺口以仆之。』又大中八年牟璫方山《證明功德記》：『會昌五年毀去額寺五千餘所，蘭若三萬餘所，麗名僧尼廿六萬七百餘人，所奉驅除，略無孑遺。』又大雲寺殘幢後有題記云：『此幢五年□月奉勑毀寺，其幢隨□□□。至大中四年庚午，溧水尉劉皋等同再建立。』蓋驅除未幾，至大中初而尋復矣。然元魏以後造象，所毀當已不少，經幢尤多殃及。余所藏唐幢，往往有『大中重建』題字。五代、宋初，尚有發地得之而再立者，皆因會昌之劫也。此又碑之一小厄也。」 |
| 1 | 碑字之為別體者甚多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顧亭林《金石文字記》曰：『後魏孝文帝《弔比干文》，字多別搆，如蔑為（薎，伐改為外，卜改為屯）、蔽為、菊為，不可勝記。《顏氏家訓》言，晉、宋以來，多能書者，楷正可觀，不無俗字，非為大損。至梁大同之末，訛替滋生。北朝喪亂之餘，書迹鄙陋，加以專輒，造字猥拙，甚於江南，乃以百念為憂，言反為變，不用為罷，追來為歸，如此非一，徧滿經傳。今觀此碑，則知別體之興，自是當時風氣，而孝文之世，即已如此，不待喪亂之餘也。江式書表云，皇魏承百王之季，世易風移，文字改變，篆形錯謬，隸體失真，俗學鄙習，復加虛巧，談辨之士，又以意說炫惑於時，難以釐改。《後周書．趙文深傳》，太祖以隸書紕繆，命文深與黎景熙、沈遐等依《說文》及《字林》，刊定六體，成一萬餘言，行於世。蓋文字之不同，而人心之好異，莫甚於魏、齊、周、隋之世。別體之字，莫多於此碑。雜體之書，莫甚於李仲璇。又考《魏書》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，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，義類相從，凡四萬餘字，號曰眾文經。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，造新字千餘，頒之遠近，以為楷式。天興之所集者，經傳之所有也。始光之所造者，時俗之所行，而眾文經之所不及收者也，《說文》所無，後人續添之字，大都出此。』 |
| 1 | 碑有非漢文而用契丹、西夏、女真、蒙古、畏吾兒、唐古忒文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歷代國書，有契丹、西夏、女真、蒙古，又有畏吾兒、唐古忒。番禺淩譽釗《蠡勺編》述《寄傲軒三筆》之言曰，遼太祖用漢人，增損隸書之半，凡三千餘言，為契丹字。夏蕃書，元昊自製，命野利仁榮演釋，分十二卷，形勢方整，類八分。女真有小字，大字二種，大字古紳製，小字未詳誰作。元蒙古新字僅千餘，世祖命西僧八思巴製，大要以諧聲為宗。按俞理初《佉路瑟叱書論》，契丹亦有大小字，與凌說不同。又云，元昊本佉路而造畏吾字。蒙古初用畏吾字，謂之衛兀。據此，則西夏書與衛兀為一種，未知孰是。今以歷代國書碑證之，契丹書最少。潘文勤師曾得一雙鉤本，筆畫繁重，如以漢文兩三字合成一字。余亦響榻得一通，置篋中，無能讀者。西夏書，惟武威有《感通塔碑》天祐民安五年立，碑陰釋文則張政思書也。張掖有乾祐六年《黑河建橋祭神敕》。女真書有《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》天會十二年刻於乾陵無字碑，祥符有宴臺《國書碑》。元時聖旨碑，大都上層刻蒙古文，下層漢字。其書蟠屈如繆篆，因方為圭，鋒稜峭勁。至元三十一年《崇奉孔子詔》，大德十一年《加封孔子制》，頒行天下，通立碑於學宮。今雖彈丸小邑，尚有元時聖旨碑一二通。官吏題銜，有蒙古字，教授、學錄等官，皆漢人為之。余收得新樂縣一通，蒙古文，後題教諭周之綱譯，可見當時漢人多能通國書。唐古忒，當即今之託忒書，亦曰託特，與梵書同流異源。俞理初曰，梵為㓼佛書，佉羅瑟叱為婆羅門佛書，本不相同，久之，遂合為一。佉路派別為託特。乾隆四十六年，設託特學，其字由託忒譯蒙古，由蒙古譯清書，則當與蒙古文為近，今惟有《吐蕃會盟碑》一石。畏吾兒省文亦曰畏兀，亦曰衛兀，即回鶻之轉音也。其字無單行之碑，惟祥符大相國寺有至元三年聖旨碑，以蒙古、畏兀、漢字三體書之。居庸關佛經，蒙古、畏兀、女真、梵、漢五體，今尚在關溝，一字未損，顧亭林《昌平山水記》詳載之。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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